(甲) 佛家的根本精神
佛家的根本精神就是如實地把握宇宙人生的眞理，這名之為「如實觀」。如實觀則要靠般若智，而般若智乃是要由實踐修行而証得的。這裡顯示出眞理是要藉實踐而得。釋迦牟尼在世時以言說教化弟子，弟子依其言語而修行見道者，大不乏人。佛陀入滅後，弟子將其言說結集而為經典，由口傳而至文字記錄，依之修行。去佛日遠，弟子漸漸著重了文字的研求，義理的發揮，衍生眾多論典，新義競出。於是分門別派，各有所主，互不相容。修行而証道者日少，形成了部派佛教，陷入分裂的危機，遠離了佛教的根本精神。
(乙) 龍樹的「以文字破文字」
於是，龍樹、提婆興起了大乘佛教，批判了當時的各部派。龍樹認為，部派佛教是完全陷入了語言文字之中而被困，不能超越。他認為凡有所說者皆不能達於眞實。因為凡有主張都只能表達到一邊的意見，如用語言文字來說明眞理時，必有對立矛盾的情況出現，因此必非眞實，而眞實是要離開言說而體會的。所以龍樹對於當時各各部派的主張，均找出其主張之矛盾性而破斥、消解之。由於他深切體會到語言的局限性，因此，他以文字破斥各派之文字時，自身則不正面主張任何理論。就算他對眞實用文字有所描述時，也是隨說隨破，使人不會停留在文字義理之層面上。他認為世間一切論題都可用其反面來破除消解，而眞實就是將正反論題都消解後，超過了文字語言的層面來把握的。而這個把握就是要通過實踐而證得。在這裡，龍樹繼承了佛陀的精神，將眞實重新歸結於實踐之中。
(丙) 禪宗的「不立文字」
佛教傳至由國，至隋唐而大盛，各宗競立，依經解說，將佛學義理帶至新的高峯，但亦容易陷入文字義理中而不能自拔，於是禪宗興起，提倡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。「不立文字」者，並非否定文字，不要文字，祇是不拘泥於文字而已。「教外別傳」的教者，語言文字也，即經論也。教外別傳者，即說明眞理並不存在於經論之中，當一個人修行至大澈大悟時的境界，乃非語言文字所能表達，是超越經論言說之境界也。如《維摩經》所述：
「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己，問文殊師利：『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』文殊師利曰：『如我意者，於一切法無言無說，無示無識，離諸問答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』。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：『我等各自說己。仁者當說，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』時維摩詰默然無言。文殊師利歎曰：『善哉善哉。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眞入不二法門。』」
又《碧巖集》中，記述須菩提與帝釋天的對話如下：
「須菩提岩中冥坐，入空三昧時，諸天雨花讚歎。尊者問：『雨花讚歎，復是何人？』答曰：『我是帝釋天。』『汝何讚歎？』『我重尊者，善說般若波羅密多。』尊者曰：『我於般若，未嘗說一字，汝云何讚歎？』天曰：『尊者無說，我乃無聞；無說無聞，是眞般若。』」
以上兩則指出，眞理是離言說文字的。雖然經中常說眞理，其實都是語言說明，如文殊師利所說一般，而非眞理本身。故要超越所說，而至「無說無聞，是眞般若」的境界。這就是教外別傳之旨了。
況眞理是不論佛陀出世與否，都存在於一切現象中。如非自身立脚於實境而實際地領會，則必不能體驗其如實之實相。 禪宗由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顯示出語言經教的局限性，固定而缺乏生命力。語言文字只有象徵的意義，而無實際的意義，就如以指指月之手指而已。因此，禪宗強調於現實中把握活生生的實際，不以僅僅構成一種眞理的概念為滿足，而是把握實相而達到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之境，而這不是存在於言說文字的世界裡，是要經過實踐的過程，如實的體騐才能理會。這是禪宗主張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的意義，亦符合了佛家的基本精神。
(丁) 禪宗的棒喝所顯示的語言問題
佛教的宗教立場，依佛陀所說：「吾如良醫，應病與藥」。即是說，順應一一的境遇而施以教化。所以佛教的教理常以根機為中心，以方便為說教，因而成立種種法門。禪宗更將這個精神拉至高峯。禪宗的接引方法並不是形式的固定化，而是自由地實際地應用於日常生活中。在六祖臨終時曾教弟子說法時「動用三十六對，出沒不離兩邊……究竟二法盡除，更無去處。」這即是以文字破文字，乃遠承龍樹之旨。及後禪師們恐人更有所執，於是發展為「以非文字破文字，以非語言破語言，以非概念破概念」。於是棒、喝、拂、拳等相繼而出。這無非表明了語言文字概念之不圓滿性，不能見於眞實，於是用種種非語言的方式來堵塞弟子的思念，眞逼至思想概念無路可逃，忽然藉著眼前活生生的現實因緣，擺脫了語言文字的束縛，了悟到諸法的本來面目。這時則眞正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了。
(戊) 結語
因此，禪宗並非否定文字語言的價值，而正是透徹地了解到語言文字的極限，鑑於當時人多重視經典，以為眞理就在於經典文字之中，因而起來強調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，藉著這個方式來重新顯出實踐的重要性。由實踐而瓦解語言文字的障礙，直接地把握諸法的實相。這是與佛陀的本懷，龍樹的用意是一致的。而由維摩的「默默不語」，而至龍樹的「以文字破文字」，再到禪宗的「以非文字破文字」，可見出禪宗將這個方法帶到顚峯。
